疫情地图上意外的城市发现

本文内容摘自《中国测绘》202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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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庚子年春运在全国抗击COVID-19疫情的激战中悄然落下帷幕。 这是第一个无返程高峰的春节。 随着复工开学的不断推迟,在数万名医务人员的不断努力下,在家等待的亿万民众逐渐感受到了春天的气息。

2月5日,湖北省外新增确诊病例数开始下降。 截至2月18日春运结束,湖北省外新增确诊病例首次降至两位数,新增确诊病例数连续14天持续下降。 这14天的成绩,几乎是全国人民宅在家不出门取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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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月18日,全国333个地级行政区仍有31个确诊病例为零。 绝大多数零确诊病例的地市州位于偏远的西部腹地或边境地区。 除三沙市外,5个地级市均位于我国东部和南部人口相对密集的地区。 近两个月来,他们在疫情蔓延过程中一直保持“隔离”状态,引发了很多关注和好奇。 除了当地有效的疫情防控措施外,这可能还有其他影响人流的因素。 让我们一起在地图上寻找线索吧。

在粤港澳大湾区的引领下,广东省沿海城市经贸活跃度普遍较高,这也意味着春运期间人流量巨大。 在COVID-19蔓延到武汉周边城市之前,千里之外的深圳是第一个报告确诊病例的。 在输入病例和人传人的影响下,整个大湾区首先“飘红”; 而地处粤西大山深处的云浮市,就像疫区的一座“孤岛”,尹始终坚守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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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4年底南广高铁通车以来,云浮市已融入广州一小时经济圈,交通状况不能说是堵塞。 然而,如果你翻看广东省的地形图,就会发现粤西第一高峰云开山,其支脉三面包围着云浮市。 两广交界处的云开主山脉守卫着云浮西界。 绵延数百里,呈“V”字形的云雾山,守护着云浮西南。 另一座小“V”字形的天禄山也镇守着云浮市的东南边界。 “照顾”是完美的。 云浮这样三面环山的地形,即使北方有高铁经过,外人也很难随意进入云浮。 疫情发生后,只要做好高铁站、高速公路出入口的防控工作,相信这些山一定会起到辅助防控的作用。

崇左市经济总量在广西排名靠后,是距离省会南宁最近的地级市之一。 虽然离南宁不远,但崇左毕竟还是一座内陆山区、边境城市。 北部仅存的六召山脉是左江与右江的分水岭,南部的十万达山脉阻断了崇左与北部湾沿岸地区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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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交通建设来看,南宁-南平铁路进入崇左市只有一条普速铁路。 即使有高速公路,崇左与外界的交通线路也只有4条。 山区地形和低密度交通格局可能是崇左市保持零确诊病例的一大优势。

吉林白山和崇左都是山区边境城市。 市区内的长白山地势较高,冬季大雪,难以进入。

煤都抚顺距离沉阳很近,但在这次疫情期间一直保持着无确诊病例的记录。 沉阳的母亲河浑河的源头就在抚顺。 既然是源头,就少不了山。 在平坦的东北平原边缘,千山山脉向南绵延万里,将抚顺纳入其主要支脉的怀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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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顺三面环山的地形,进出交通不便。 也是辽宁省唯一没有高铁经过的地级市。 市内唯一穿越边境的客运铁路,其客运量远不及平原上的哈大线。 交通相对拥堵,不利于人员快速迁移,而山区地形也有利于政府设置防控。 由此可以说,抚顺输在了交通上,赢在了疫情防控上。

位于黄河口的石油城东营是山东省湿地资源最丰富的地区,占全省湿地面积的四分之一。 COVID-19疫情期间,周边城市陆续出现确诊病例,但东营不为所动。 究其原因,我们还是可以从地图的语言中找到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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蜿蜒的海岸线几乎占据了东营行政边界的一半,黄河沉积形成的大片沿岸滩涂不利于港口建设。 截至目前,东营尚未开通客运口岸业务,没有客运口岸的海滩就相当于一道坚固的疫情防线。

东营虽然没有山,但由于石油城市的特殊地位,这里的铁路交通也极其不发达。 东营不仅没有高铁经过,而且唯一的客运铁路也不是干线铁路。 对于一个人均GDP全国第二的地级城市来说,市民出行可能更倾向于选择自驾或航空出行。 正是因为经济收入水平较高,东营外出打工的人较少,而且由于亲戚朋友大多居住在城市,春运期间人员流动相对较少,这意味着疫情防控工作能够做得更加扎实。 稳定的。

除了这些确诊病例为零的城市外,还有一些交通枢纽的确诊病例也出现异常低的情况。 比较明显的有四川广元市、江西鹰潭市、内蒙古通辽市、广西柳州市等。 以及贵州省省会贵阳市。 鉴于篇幅有限,这里我们以贵阳市为主角进行进一步观察和解读。

疫情蔓延初期,贵阳市确诊病例数仍处于较低水平。 2月2日,当贵州省9个市州全部出现确诊病例时,贵阳市仅有6例确诊病例,并不是贵州省确诊病例数最多的市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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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因为贵阳多山,交通不便,阻碍了人员的快速流动? 事实上恰恰相反,今天的贵阳是西南地区连接东南海通道的必经之路。 三大高铁线路在贵阳交汇。 从贵阳到周边省会,乘坐高铁都不超过5小时。 而且,贵阳虽然是山城,但山多为喀斯特地貌形成的群峰和单山。 山脉连续性较差,难以形成长距离难以逾越的雄伟山脊线。 因此,人们很容易在山间修筑道路。 旅行经过。

据了解,春运期间,有不少农民工从各地返回贵州。 贵阳确诊病例为何能保持在较低水平? 这个问题或许可以从贵州省日新月异的交通建设成就中得到答案。 贵州省9个市州均设有高铁中转站,高速公路四通八达。 原本需要经贵阳中转的省内旅客,被全省高铁站、高速公路分流。 贵阳虽然是枢纽,但也是春运期间人流不那么拥挤的枢纽。

上述城市因确诊病例数相对较低而“令人惊讶”。 元宵节过后,还有一个偏远的地级行政单位,因确诊病例持续激增而引发人们担忧。 这也是一个“惊喜”。

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位于青藏高原东部。 是一个以畜牧业为主的高原自治州,平均海拔3500米以上。 截至2月18日,甘孜州确诊病例高达62例,如此密集的疫情报告在高原牧区实属罕见。 更奇怪的是,与甘孜地区毗邻的昌都市、玉树地区、果洛地区却完全没有受到影响,一直保持着零确诊记录。 到底是怎么回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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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甘孜州确诊病例中,仅5例位于康定、色达、稻城县。 这些病例均是自驾前来的外国游客确诊。 其余病例均集中在甘孜州东北部的道孚县。 是当地人回国后继续与亲友联系,在聚会中交叉感染造成的。 而且,道孚县确诊病例均集中在鲜水河峡谷“五乡一镇”,既没有向南扩散至八美、新都桥,也没有向东扩散至丹巴、金川。 仿佛病毒一旦进入这里,就再也无法爆发出来。

我们继续从地图上寻找线索。 道孚县东部有一系列从北向南纵贯的雪山屏障——大雪山,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 进出道孚县的所有公路关口海拔均在4000米以上; 而沿鲜水河峡谷进入雅砻江峡谷的路更是难走。 借助这些天然屏障,道孚县的确诊病例在藏历新年之前就得到了很好的发现和治疗,没有像东部平原那样向周边市县蔓延。

从地图上可以看出,交通便利、地势平坦、人口密集地区的城市普遍确诊病例数较高; 而交通不便、山区纵横的城市则受到经济水平和人口总量的限制。 ,确诊病例数趋于减少。 此外,疫情在某个地方的传播程度也受到一定程度的偶然性影响。

当然,疫情的蔓延不能从单一角度来解释。 经济水平、人口规模、交通通达、医疗条件、自然地貌甚至当地风俗习惯等因素都会影响疫情的传播。 本文主要从交通和地形两个方面进行解读,希望通过地图的语言为大家提供一些新的发现。

文字、图片/罐头图

COVID-19 的地理中心

——《罐头地图》文章简评

“罐头地图”为观察庚子疫情打开了一个非常有趣且特殊的窗口。 这就是这次灾难的地理原因。

其实,我们所说的“灾难”,指的是人类。 一般来说,基于地质、气象的人类灾害只是自然规律的运动。 这些运动与人类生存活动的冲突构成了灾难。 疾病也是生物体生命周期中的自然现象。 那些带入人类并影响群体生活生存的疾病就成为疾病。

鉴于灾害对人类生存的巨大影响,我们特别关注灾害对人类发展的“刹车”作用。 事实上,人类在繁荣发展的同时,很多因素都在积累,其中也包括灾难。 没有灾难,人类历史就不完整,比如诺亚方舟的大洪水、后羿的九日。 问题是,为什么灾难会在这个时候发生在这个地方呢? 如果不澄清这个问题,科学就是不完整的。

在这次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期间,人们也在不断地问:为什么是武汉? 当疫情地图上出现贵州的亮小窗口时,我还在问:为什么是贵州? 当很多事情不明朗时,“阴谋论”就会传播。

《罐头地图》这篇文章的好处在于揭示了地理因素在这次疫情中的作用,从方法论上从宏观角度把握了大势。 他分析了“意想不到”的城市在疫情传播中的地理障碍。 其实我们也可以用这个思路做一个图表来分析“成功”城市之间的连通性。

至此,横向替代了人类的角色,纵向替代了时间条件(气候、物候、稀释)——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运动是有规律的——事物就是这样发展的。 据我了解,那些易经大师或者预测大师的基础是大致相同的,但是他们所依据的“理论”是不同的。 正确与否(河南话可以用二声读)取决于主观和客观的对应程度。 这里有一个词,指的是“魔女”的存在。 越是远古时期,“巫”的地位就越高。 这些“通灵”的人不能仅仅依靠魔法。 当我读甲骨文时,我常常想,他们为什么要给“吉”和“凶”来判断,恐怕他们在世袭传承中积累了一些在同时代人中并不常见的知识和信息。

灾难过后,人类的记忆总是最发达的,史诗的创作也最繁荣,因为经历过痛苦,也有求生的欲望。

这些记忆中总有清晰的空间界限和地理符号。 比如大禹治水、女娲补天、秦修筑长城边缘、牧野之战的平原……“封”之后是“封”。 地理不仅仅是地理,还有利益因素。 领土扩张和边境贸易存在冲突,人口聚集具有军事意义。 在测绘技术不发达的时候,地图的制作就意味着控制和占有的战略价值。

我扯得太远了,但让我们回到正题。 COVID-19 大流行的地理中心。

“罐头地图”的分析虽然微观,但却抓住了影响疫情的三大因素:地理障碍; 运输条件; 和人口密度。 只要加上人为措施的“时间屏障”,“疫情”的原因就会得到明确的解释。

现在的问题是“源头”,为什么是武汉? 而数字“0”又是谁呢?

其实,只要我们代入一个目前普遍发现的事实,逻辑就已经很明显了——存在无症状的“病毒携带者”。 流行病学调查证实,冠状病毒在2003年非典爆发之前就已经存在,其中间宿主与蝙蝠、穿山甲甚至骆驼有关。 广泛的宿主谱说明了潜在危险的持续时间。

无论是2003年的广州,还是2020年的武汉,疫情的地理中心在于,它们都是人口众多、交通极其便利的特大城市。 开放的地理条件,让防疫和屏蔽变得非常困难。 人口众多,疫情爆发突然、猛烈; 便捷的交通使得疫情传播几乎畅通无阻; 地域的开放性使得防疫和屏蔽的成本巨大。 上述条件对武汉疫情形成合力。

也就是说,不能排除新型冠状病毒在12月中旬在武汉爆发之前,就已经通过无症状感染者潜伏携带,或者感染发生在周边地区,但被当作一般肺炎处理,没有吸引特殊人群。注意力。 当感染通过华南海鲜市场传播并通过大城市的交易引起剧烈的连锁反应时,才引起人们的关注。 而且由于节日期间人员流动频繁,灾害很快发生。 这期间半个月的延迟,形成了二次传播的能量积累。 每次局部封锁都阻碍了局部传播,但封锁之外的封锁失败导致了更广泛的传播。 在这里,只有武汉这样的九省通衢,才能在短时间内形成五百万人流。 而且由于全国各地相应严格的防控措施普遍比武汉晚一周到十天,所以各地的传播规模已经形成。 ,周期与武汉对应的等级差异关系。 水平差异变量受人口流动次数和批次影响(如北京、上海、广州、哈尔滨冰雪节,有7万湖北人前往); 它还受到区域扩展所形成的地形的影响(如“地图可以”分析)。

这样对疫情传播的空间条件的分析,与政府组织的抗疫斗争并无逻辑冲突; 至于一些人猜测的“实验室事故”(病毒的分子结构始终存在疑问),只是为了形成疫情的地理枢纽。 提供时间原点。

庚子疫情的灾难性潜力是提前积累起来的。 它爆发在人类社会最弱的时间(春节)和地点(武汉)。 武汉是疫情的地理枢纽,然后瞬间沿着陆、空、水交通要道蔓延,流动人口数量巨大。 随之而来的是病毒势能的扩散,也形成了微观的下层传播枢纽(如钻石公主号邮轮、北京复兴医院、人民医院)。 在疫情前期和后期,这种传播空间的微观地理枢纽非常明显。 因此,疫情防控首先采取封锁交通、限制活动的措施是完全正确的。 但事实上,各地在重视医疗救援和资源调度的过程中,相对忽视了从微观角度看,医院是病毒积累最强、相应防护最弱的空间点。 因此,多地个别医院形成了微观的疫情传播枢纽。

《地图可以》文章为我们理解灾害与地理的关系开辟了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思维维度。 我的想法可能是错误的,可以讨论,但从方法论上来说,它们确实是阐明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基础。

文/杨朗(著名媒体人、地图收藏家,《地图的发现》等书作者,中国作协、摄影家协会会员,本刊特约专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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